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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深圳6月7日电 题：五十年“中国缘”让我深刻理解“和而不同”

　　——专访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

　　作者 裴心语 崔白露 李国庆

　　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到访中国起，丹麦汉学家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与中国的缘分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兼外交官，曹伯义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近50年，曾先后担任丹麦驻广州、上海总领事，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变迁。今年正值中国与丹麦建交75周年，这位“中国通”依然往返于丹麦与中国之间，为两国友好往来和各领域合作交流助力。

　　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5日至7日在深圳举办，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汉学家汇聚一堂，多维度展开探讨。出席会议期间，曹伯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对中国有何初印象？半个世纪后，您对中国的哪些发展变化印象深刻？

　　曹伯义：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大学生，主修政治学，对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非常感兴趣。1972年，我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西方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二是我所在的大学成立了东亚学院，让我可以在中文系学习。

　　学习中文一年后，中国派来了一位中文教师，他也是当时中国最早派往海外的教师之一。我们会一起讨论丹麦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政治、文化和文学等话题。此后，我一直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关注中国的发展。

　　1976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中国还相对贫困，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但我也从历史书和统计数据中得知，1949年后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比之前要高得多。我看到人们都在努力工作，非常友好，这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近50年来，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我印象深刻。197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法国的一半，如今却是法国的数倍。50年前，中欧之间的贸易额为每年约20亿美元，如今中欧日均贸易额就已超过20亿美元，商业关系和贸易活动有了大幅增长。

　　当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带来了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人民还有着相同的文化习惯和友好态度。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名深谙中华文化的汉学家，您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哪些理念或智慧值得研究与分享？

　　曹伯义：中国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像有一个非常大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经验。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认为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很有用。和谐的前提是多样性，有不同的个体、想法和态度，才能创造多样和谐的环境。

　　今天我们谈论气候变化，其实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用“和而不同”表达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因为保护自然就是尊重生物多样性。

　　欧洲文明中也有许多智慧，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人研究欧洲的文化和传统。这也符合孔子的思想，即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接受多样性，并从其他文化中学习。

　　如今，中国被一些西方媒体指责试图输出其治理模式或经验。但中国的治理模式或经验是什么？那就是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意愿和文化传统实现发展，而不受外部干预。

　　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研究其他国家的成果，如果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研究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适用。

　　中新社记者：您一直关注中丹关系发展，并亲身参与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丹麦与中国在哪些领域的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曹伯义：丹麦很早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清代，丹麦通过广州的通商口岸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派遣丹麦商船交易货物。19世纪70年代，丹麦公司建立起第一条从欧洲到上海的电报线路，并发明了一套用电报传输汉字的方法，这一系统运行得非常好，深受中国商人的欢迎。

　　1950年，丹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丹麦也成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如今，多数丹麦大型企业都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开展大规模的业务往来，与中国合作顺利。我们非常希望这种合作能继续下去。

　　今年是丹麦与中国建交75周年。5月，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会谈。今天，两国在很多领域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特别是在环境、科技和教育方面。当然，两国在一些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但秉持务实态度，双方依然将合作作为丹中关系的主线。

　　中新社记者：2025年也是中欧建交50周年。50年来，双方在互动中深化合作，但也面临一些外部环境和相互认知上的挑战。您曾提出西方应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今天中欧双方应如何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

　　曹伯义：当前，人类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特别是近年来，受大国博弈、全球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关系不稳定性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对话、沟通和人文交流变得非常重要。我从事丹中关系相关工作的多年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亲眼见过丹麦各界人士初次访问中国时惊讶地说：“哦！中国是这样的，和我以前想的不一样。”来到中国后，他们对中国有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也见过中国人到丹麦后说：“哦！丹麦是这样的，多么美好的国家。”

　　因此，大多数时候，人文交流是非常积极的。我希望更多丹麦人来中国，也希望更多中国人去欧洲。现在中国对丹麦实施免签政策，很多其他国家的公民来中国也不需要签证，这是一件好事。

　　中新社记者：您从事汉学研究多年，当前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汉学会产生哪些影响？汉学家应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曹伯义：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它是一项非常强大和重要的技术，就像手机和互联网一样。作为一种工具，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完成许多流程，收集各种信息。

　　我认为，人的因素将始终高于人工智能，因为人类的智慧处于更高层次，有能力做出整体、宏观的判断，而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但我们需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我们应研究人工智能的使用方法，了解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就像骑自行车，只有先学会，自行车才是一个好的工具，如果不会又如何使用？骑上自行车就会让人有摔倒受伤的风险。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启动了“新汉学计划”博士后项目，旨在培养承上启下的汉学家、联通中外的翻译家、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和阐述者。您对下一代汉学家和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或建议？

　　曹伯义：我希望下一代的交流能更加普遍和深入。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挑战。当互联网发展起来时，一些人非常乐观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成为好朋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确实有助于实现良好的沟通，但它们也有糟糕的一面，有时并没有促进相互理解。因此，即使技术发展，我们也应继续保持理性沟通，推动良性的文化交流。(完)

　　受访者简介：

　　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丹麦前驻广州、上海总领事，曾在丹麦外交部、欧盟委员会、私营企业和丹麦大学任职，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为丹中贸易与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著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1980s)、《从坚实的过去到充满活力的现在：1846年至2006年间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1846 to 2006)等。